楼下的木笔树正吐出一树树洁白的玉兰花，阳光下晶莹璀璨，夜晚则如星光闪烁。我记得去年就是这个时节我谋划着回聊城去探望导师李庆立教授的，而今，花树依旧，而哲人远行，于是，当年在庆立师门下受教的点点滴滴也如同玉兰花一般绽现……
1999年，聊城大学首次硕士生招生，我有幸成了庆立师的开门弟子。入学不久，李老师就跟我们三个学生谈硕士论文选题的事。导师从文学文献学专业的角度，结合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状况，建议我们选择某个古代作家的年谱为题，既能通过个案研究去梳理和发现文学史发展脉络，也能得到找资料、用资料、出观点的学术训练。这样，从研一开始，我们三个同门就开始泡图书馆，以至图书馆古籍部的登记册上成了李师门徒的签到本。庆立师自己也来图书馆，有时是教给我们如何用工具书，有时是检查我们做学术卡片的情况，自己也找资料写文章。导师把自己买的各式卡片纸分给大家，告诫我们一定不能手懒，遇到相关的文献信息要尽量完整地摘录出来，万不可因一时偷懒，遗漏今后或许要用的信息，包括文献出处的版本、页码等等。师弟刘化兵最遵从师嘱，文献看得细致，所以他的进步也最大。而我则荒疏些，乃至后来用材料时，往往又费时费力地去四处寻找文献出处，方体会到老师叮嘱的良苦用心。
由于导师的督促，我们很早就开题、写论文，等到研三时，导师便鼓励我们都去考博。首届我们三人都顺利地考上博士。对于聊城大学这个新增的硕士点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旗开得胜的开局。之后，下一届、下下届的师弟师妹们也陆续晋升博士生的行列。师兄弟们顺利考入博士研究生，除了各人的努力外，庆立师的督促提携之功不可低估。导师除了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外，还要求围绕研究对象尽量多地写论文；要尽可能地熟悉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去拜年，进门没寒暄几句，导师便拿出一篇复印的文章，说：“这篇文章与你的研究相关，但观点却有点问题，你拿去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结果，大年初一我便领了任务闭门读书了。读研的那三年，几乎每个学期、每个假期，导师都给我们布置读书、写文章的任务。读罢书要研讨，逼着提炼观点，整理论证逻辑；每篇论文也被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着写、改。这样训练下来，每个人的都在进步。遥想当年，我坐在古籍部看书时，对面经常坐着下一届的张永刚、张秉国等师弟，永刚师弟几乎一晌埋头书本，连头都不抬一下，当时便觉得此乃大有作为之才，而今他已经评了教授，是单位的骨干力量。秉国师弟从李门出徒后，考入四川大学项楚先生门下，如今也是济南大学文学院的一位主力。而我亦有幸忝列霍松林先生之门。第一次拜访霍先生时，拿了一篇习作为贽。霍先生读后挺满意，给的评语是“清通可读，有思想”。实际上，这篇是被庆立师批得满篇飘红后的第三稿；写得不清通，庆立师那里过不了关。读博期间，一次霍先生谈起如何从众多的考生中选材的事，便点名说起我，“我看了你的信有明确的读博研究计划，这样的学生好带。”我的读博研修计划，是在读研基础上的延伸，而其他几个读博的同门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考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庆立师的指导分不开的。
庆立师不仅使弟子们受益，还有更多嘉惠学林的。有一回，我与研究古代文论的同事段宗社老师闲聊，说起自己的硕导，段老师面露惊喜，热情地让我邀请庆立师来西安，“费用我包！”我不知就里，问：“你们熟悉？”宗社给我讲了他的一个往事。他读博期间，在那蜀犬吠日的寒冬，写论文到了没头绪的断层期，天气的湿冷更瑟缩了精神。在川大宿舍就着冷白的灯翻书，读到《谢榛研究》中的一篇文章，忽然受到启发，霍然而起，冷意顿失。由这一灵感出发，他写出了一篇文章，且被一家核心期刊采用，于是获得答辩资格，“没有李庆立先生的启发，我的博士论文还不知道啥时候能答辩呢？所以，我要感谢你的导师。”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发现学术界的不少学者对庆立师钦服有加。想起当年程千帆先生赞扬其“为转移风气之嚆矢”，长者之言非虚誉，庆立师受之无愧。
每年我用高教出版社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时，就会特别去看第四卷的《研修书目》。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古代文学专业采用这部教材，我们用的是2004年重修的第二版，研修书目给出的明代作家集子中，赫然列着明·谢榛著，李庆立校笺之《谢榛全集校笺》，庆立师校笺的书是2003年出版的。在当今不乏以“985”“211”论出身的风气下，庆立师整理的书目，一经出版便被列入此教材推荐研修书目之列，实属不易。同时，也足以说明庆立师所做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是领先的。“为往圣继绝学”是学人治学的一个目标，庆立师以自己的行止，继往圣、启后学，赢得学界的敬重。
哲人往矣，其辉永存！虽不能扫墓祭奠，却愿呈我一片心香如那一树白玉兰！ （作者为聊城大学古籍所2002届毕业研究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