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我来到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专业是文秘教育。四年的大学时光充实而美好，记忆中最难忘的事情有两件 ：一是将老图书馆二楼几乎所有的小说都读了一遍，当时最喜欢的是山药蛋派的作品；二是自己也尝试写一些小文章，最兴奋的事是夜里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边走边大声地读自己的作品。或许是有了这样的一些积累，我也很幸运，一九九八年毕业后留了校，在宣传部所属的《聊城师院报》工作。二零零一年，我离开宣传部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读硕士。二零零四年，我又回到已经更名为聊城大学的文学院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在校报的三年可以说是我工作经历中最美的时光。

　　在这里，我遇到了最包容自己的同事。刚参加工作，青涩的我浑身上下都是毛刺，不懂人情世故，不会与人交往，犯错是常有的事。不过，宣传部的同事都包容着我。刘树山部长对待工作严谨认真，但他对于我以及我负责的事情从来没有批评过半句，每次遇到问题都是耐心地给出具体可行的建议。校报总编王淑娟老师对报纸各个环节的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对我却时常鼓励：放开、大胆去试验。而且，王老师在生活上也格外照顾我，隔三差五让我去家里吃饭，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王老师和蔼的笑容和饭菜香气四溢的味道。刘牧副部长脸上永远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他待人宽厚，每当我思想上出现波动或遇事钻了“牛角尖”，他总能看透我的心思并用几句话化解掉。刘昌栋老师比我高一级，是师兄，在中文系读书时就对我照顾有加，工作后我们恰好又在同一个办公室，他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对我影响特别大，尤其是那次从印刷厂回学校的路上他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一位倒地不起的老人。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但他内心的柔软与善良却时刻涤荡着我。王黎老师和我是同一年进的校报，虽然比我小几岁，但她说话做事却非常沉稳从容，一起共事的三年，她在好多事情上其实都在谦让着我，而且也没少夸赞我，这种大度与认可一直让我心存感激……进入社会就是磨炼为人处世之道，我很幸运，刚开始工作就遇到了温暖、包容的同事，他们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这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在这里，我做了最锻炼自己能力的工作。我进入《聊城师院报》原本是做文艺副刊的编辑，但实际上新闻版要做，采访的工作要做，画版、文字录入、校对甚至报纸的分发等工作也要做……这是一个特别锻炼人的过程，它一方面让我对报纸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我在每一个事无巨细的工作环节中慢慢培养起认真、严谨、细致的习惯。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获得感满满的过程。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开发区印刷厂校完版时已经半夜了，当时打不到出租车，步行回去，一路上有说有笑，那种累却幸福的感觉永久地萦绕在我的记忆之中。当然，更让我成长的还是文艺副刊的改造过程。一九九八年十月，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校报上，虽然是编辑，但从选稿、栏目的设置一直到版式风格仍然沿用以前的模式。经过一年多的摸索，二零零零年四月，我开始对文艺副刊进行大幅的改造：评论栏目“东昌茶座”改为更生动活泼的“木瓜白话”，风景栏目“绿帆”改为更年轻化的“木瓜树”。同时，我对版面设计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让文章标题样式更为丰富、字体字号更灵活多变、插图更多、版块之间的呼应更强，副刊的文艺气息增强了，整个版面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简约大方又自由灵动的风格。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它需要搜集各种图片资料、时时留意各种报纸杂志的版式设计，还要经历一遍遍设计然后又一次次推翻重来的反复……当然，这更是一个无拘无束、完全放飞自我的过程，因为领导和同事都非常包容，从未干涉过我的尝试，所以副刊的改版让我有太多的机会一次次地试探自己的可能性。三年的校报工作是非常难得的历练，它对我后来的生活、学习以及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它一直在为我后来的人生输送着营养。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二十多年过去了，我非常怀念在校报工作的那段时光———那是一段纯真素朴的日子，是一段洁净无尘的日子。生活节奏慢慢悠悠，大家相互包容、彼此理解，不卷也不耗，各自用心做着自己最喜爱的事，真是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