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机关报《联合日报》人文论坛版面刊发我校运河学研究院郑民德教授文章《明清小说中的山东运河文化》。

　　明清小说中的山东运河文化

　　郑民德

　　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先秦两汉萌芽阶段的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雏形阶段的志怪小说、唐代成熟阶段的传奇小说，至明清时期迎来中国小说创作的高峰与繁荣时期。明清小说的特点是题材丰富多样、艺术手法创新灵活、叙事结构成熟完善、语言风格通俗易懂，在内容上现实主义得到充分彰显，深刻揭示了人性百态。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文化昌盛，很多小说家前来游历或定居，对山东运河区域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缜密的观察，因此他们在构思小说时，将与运河有密切关系的城市、人物、风俗等融入小说创作中，使小说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艺术特色得到全面表现，同时也在侧面反映了运河对山东区域社会的深刻影响。

　　元代之前，山东鲁西区域社会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元世祖忽必烈在山东境内开凿济州河、会通河后，德州、临清、聊城、济宁等城市迅速发展，成为运河沿线著名的交通枢纽与漕运码头，在元明清三代兴盛了数百年。

　　《女仙外史》中称德州系南北第一要道，三路总要之地。临清交通发达，《花影集》说临清运河初开，设置两座船闸节制水利，公私船只纷纷前来停泊、贸易，商贾辐辏、店铺林立；《聊斋志异》中谈到书中人物任秀经过临清时，靠船于临清钞关外，盐船纷集、帆樯如林，整夜水声人声不绝。济宁为齐鲁屏障，山东一都会，《女仙外史》称济宁为南北要冲，人民富裕，户口繁庶，比临清更盛。台儿庄为南北水陆码头，《雪月梅传》说台儿庄为八方汇集之所，凡是从南往北者，需从台儿庄雇车，从北往南者，需从台儿庄雇船，体现了台儿庄“南船北马”的地理与交通地位。

　　明清山东运河位于京杭大运河中间位置，北连京津，南通江淮，加上运河最高点在汶上县南旺镇，因此河政、漕运、军事地位尤为重要。济宁为明代总理河道与清代河道总督驻地，在河政管理中的地位最高，《女仙外史》中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济宁州南旺镇开凿分水枢纽以通漕运，命富昌伯房胜监督河道，设河兵一万余名守护河道、水闸，清代笔记《郎潜纪闻》也记载清初河道总督驻济宁，雍正年间改设北河总督驻济宁，南河总督驻淮安清江浦。

　　明清小说对山东运河区域城市与商业的描写尤为丰富，尽管小说的主要目的是衬托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及人物情感的悲欢离合，将城市空间作为小说情节建构、发展、结束的场域，但在客观上也体现出山东运河城市的发达及商业的繁荣。

　　临清与济宁是山东运河区域最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在明清小说中的描绘也最丰富精彩。《金瓶梅词话》说临清是一个热闹繁华的大码头，商贾往来、船只聚会、车辆辐辏，来往的官员、客商非常多。济宁通过运河与江淮、江南地区贸易联系密切，有“小苏州”之称，《锦香亭》中林璋乘船到一个名叫闸口的镇市，离济宁州城大约四五里路程，人烟凑集，十分热闹；《恨海》里白氏前往济宁看病，说济宁甚是热闹，在山东地面也算是一个大码头，《施公案》《五美缘》《文明小史》等小说都对济宁百业兴旺、商业发达的情况进行了书写。

　　德州、聊城、魏家湾、台儿庄等市镇商业虽不及临清、济宁，但也为沿河区域重要商业枢纽。德州除城市贸易外，沿河百姓有很强的经商意识，《儿女英雄传》说德州运河沿岸的风气，只要官船靠岸，周围村庄的妇女便会赶到岸边，提着篮子，装一些麻绳、棉线、零布、带子、鸡蛋等，卖给船上的人员，赚一些利润，补贴家计。聊城商贾云集，为江北一都会，各行各业都很繁荣，《恨海》里辛姓客商每年都到聊城贩枣，通过运河运往上海等地出售，这些描写与明清聊城作为棉花、枣梨种植基地，大量江淮商人与本地商人从事这些行业是一致的。魏家湾为清平县首镇，地临运河，舟船往来，南北各货云集，当地百姓也从事商业经营，很多都发家致富。台儿庄为泇运河名镇，全镇人口中商人超过一半，商旅萃集，百姓富裕，村镇规模超过县城，号称天下第一庄。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市民阶层的兴起，民众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在衣食住行、娱乐消费、习俗信仰方面都有了新的特点。《老残游记》中记载老残在聊城访书，与书店掌柜攀谈，掌柜说道：“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所管十县地方，俗名叫作‘十美图’，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户户弦歌”。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民俗文化非常丰富，体现出民众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交织。

　　明清小说是记录山东运河文化的鲜活文学载体，更是窥探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珍贵史料。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彻底改写了山东鲁西地区的交通格局与发展轨迹，带动商业勃兴、民生改善与民俗交融，塑造了独具特色的运河社会生态。而明清小说家以细腻的笔触、写实的视角，将运河沿线的交通要道、商贸盛景、市井百态悉数纳入笔下，让虚构的文学叙事与真实的运河历史相互印证，既丰富了明清小说的地域内涵与生活气息，也定格了山东运河曾经的繁华风貌。这种文学与地域文化的深度交融，不仅彰显了大运河作为经济命脉、文化纽带的核心价值，更为后世研究明清山东社会、漕运文化与民俗传承，留下不可替代的文学遗产与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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