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桥

　　1989年初秋，我揣着500块现金走进了聊城师范学院（聊城大学前身）的大门。那时鲁西北农村日子大都不富裕，这些钱是父母卖掉养了许久的一头猪换来的，于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我则凝聚着全家人的希望。

　　大学生活是平静的，不解世事的我们爱用宿舍与教室“两点一线”吐槽其单调。校驻地聊城，位居鲁西，经济欠发达，“一趟公交跑全城”，又濒临黄河，风沙多，有“聊城风不大，一年刮两场，一场刮半年”的说法。谁能想到，因为读书，我把根扎在了这座鲁西小城，一待就是15年，几乎占据我有生之年的三分之一。这是青春之根。

　　在这样的小城读大学，专心读书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考研考双学位渐成风气。我属于少数派，书读得吊儿郎当，有同学在毕业30年后对我说：“你那时上课跟上班一样，夹着个公文包，下了课就走人。”像文艺理论、普通话等课程，我追求“60分万岁”，只对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下过一番功夫。因为我压根就没想当老师，目标是当一名记者。这是那个年代中文系毕业生的主流选择，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马云说，目标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让“目标”与“现实”连在一起的，唯有行动。我是院图书馆的常客，常用棉垫占座，当时流行的文艺杂志看了一本又一本，培养了语言节奏感。我是院阅报栏的忠实读者，尤其是《中国青年报》百看不厌，让我对新闻报道如何谋篇布局有了认识。期间，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无形之中为日后当记者“铺了路”。1990年入选院报记者，之后又入选院广播站编辑、站长，采写的中文系钟美兰老师、英语系外教的人物通讯发表在院报上，这是我写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小记者”的感觉有了！1991年读大二时采写的社会新闻《残疾儿遭遗弃可怜可叹亲父母舍骨肉可悲可恨》，讲的是发生在院对面中医院的真人真事，发表在《聊城日报》头版，后来获得了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三等奖。这是我走出校门第一次采访，可谓出师顺利，让我觉得记者梦近在咫尺。除此之外，还组织相关社团活动，如对校园出现的“汪国真热”进行座谈研讨，整理成新闻报道在当地媒体公开发表。这又增强了我当记者的信心。

　　有一串中文系老师的名字，我必须列出来：孙进增、宋益乔、石兴泽、刘东方、孟宪立、李廷安……是他们无私的爱帮助我一步步成长。

　　1993年7月，经中文系推荐，我如愿以偿到聊城日报社工作，由此开启了18年的党报记者生涯，从地市党报到省级党报，从聊城到省城。这期间有段插曲不妨一说，选择报社前，我自作主张放弃了家里人看好的家乡地委组织部选调生工作，跟父母连招呼都没打就留在了外地。虽说那时大学毕业包分配，以组织安排为主，可今天看来胆子真够大的，毕竟是“一人在外地，两眼一抹黑”。

　　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人摸黑前行，同为聊师毕业的女朋友先我一步留在聊城工作。我们并肩前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哭过笑过，从贫穷变得富有，从小家变成大家。香港回归那年，我的父母兄弟都来聊城了，我们家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历史性跨越”。家国同庆，那一年，中华大地锣鼓喧天，一派蒸蒸日上的样子。

　　或许是历史的选择，或许是老天的眷顾，我走上新闻之路的时候正逢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偏居一隅的聊城闻风而动，借助京九铁路、邯济铁路、济聊高速公路等国家、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机遇，打响了“兴聊十大工程”攻坚战，吹响了“动员民众500万，摘掉欠发达帽子”的冲锋号。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不发达的聊城变成新闻的富矿，我骑上单车，着一件有报社标识的文化衫，穿行在大街小巷。七八月份酷暑难耐，别人待在屋里扇着风扇还嫌热，我主动请缨采访开会。那时没有电脑，参访完了别人去吃饭，我开始写稿，打一遍草稿再誊抄一遍，有时写着写着停电了，点起蜡烛边打蚊子边写。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五六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至今日我还保留着爱在纸上写东西的习惯。

　　聊城地区时辖8县市、166个乡镇、2153个村，一批优秀的县乡干部成了我新闻报道的主角，像主动“破满”的高唐县委书记李伯平，帮养殖大户解决“卖猪难”的聊城市市长张桓，带领一方百姓不声不响中前进的冠县县委书记宋文明、县长刘强，善于发挥比较优势应对入世对农业冲击的茌平县广平乡党委书记等等。他们有思想、有境界、有点子，务实肯干，用行动撕碎了贴在聊城人身上的“慢牵牛”“窝里斗”标签，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聊城的希望，不知不觉中喜欢上这座城市，愿意为它代言呐喊。

　　我为江北水城代言。聊城的决策者抓住古城“城中有湖、湖中有城”的特点，在“水文章”上下功夫，打造“江北水城”城市品牌。1994年采写的通讯《惠泽后人的壮举—写在聊城市环城湖综合开发大规模实施之际》是最早报道江北水城建设的文章，可算是水城建设“第一腔”。时任聊城市委书记毕泗生引用老百姓的话说：“环城湖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可惜穿着烂衣裳。”与水为邻的我采访完后寝食难安、心绪难平，吃饭睡觉都在想着怎么开头怎么结尾，利用周末一个人躲在办公室写了3000多字，一气呵成，竟然没有修改誊抄。之后的《聊城“造”城》《建设卓绝秀美的江北水城》等报道，上大报上头条，无不凝聚着我对这片热土的爱。我和我的家人把聊城当成了真正的家，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我为江北水城人代言。1998年4—5月，反映聊城干群关系变化的通讯《楷模故里公仆情》，在《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和《聊城日报》头版重磅刊发，创下聊城新闻报道史上记录。

　　我为母校代言。聊师在省内高校中原本不显山露水，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推进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使其名声大振。我抓住这一线索，岂肯轻易放过！1999年在《大众日报》推出《实现服务社会化—聊城师院后勤改革纪实》，阐明改革宗旨是变“消费后勤”为“生产后勤”，改革手段是“三变”：变事业编制为企业编制，变干部任命为公开招聘，变拨款制为结算制。2000年又推出《小机关 大实体》，2001年推出《高校后勤，剥离之后怎么办》，引得国内80多家高校派员学习，聊师代表山东高校出席全国高校后勤改革研讨会。

　　美中不足的是，我是一名“高产”而不“高效”的记者，写的不少，但获奖不多。1993—2011年，是改革大潮涌起的年代，农业产业化、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招商引资，新事物层出不穷，也是中国报业从起跑到起飞，从小到大，再到新媒体冲击下日渐式微的年代。我享受了报业改革的红利，也为没能写出叫得响的精品佳作而遗憾。与大众报业集团总编辑赵念民聊起好文章的标准，他认为一个是契合时代，另一个是契合自我。对标“两个契合”，我写的稿子显示了自己的风格，语言干净，结构紧凑，逻辑清晰，有一定思想，但在契合时代上不够深不够重，我当继续努力。

　　由于工作变动，2004年我离开聊城来到济南，后来离开报社到了国企，与聊师、聊城的联系虽不像以前那样热络，但始终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这是因为我的父亲在母校干了20多年的楼管工作，老人家生活得很开心，我的儿子在母校附小读到四年级，节假日我常去看他们，情不自禁地到当年住过的宿舍转转。可以说，我和母校之间始终有一根亲情之线牵系着。

　　年过五十，老病上身，免不了想想旧事。“聊大给了我们什么？”前不久同学聚会时的轻轻一问，触动我敏感的神经，经过一番考虑，我郑重其事地给出答案：10年前我认为是结结实实的饭碗，今天又加了一条，聊大给我的青春留下一张票根。这段岁月，与我的意义，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增加，愈发迸发出生命力。她不仅圆了我的记者梦，而且为我的青春增添了事业中的亮色，使所有的旧时光有了享受的成色。

　　聊大、聊城，我的精神故乡。真诚祝愿您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