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学校成立电视台，很幸运，我成了校园电视台的第一任播音主持，成了老七楼的一员。

　　1992年，我刚刚从中文系毕业留校，一个刚刚留校的职场小白，加上“贸然出镜”的电视小白，就这样跌跌撞撞开始了自己的非专业的电视之路。

　　出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服装。因为我学生时代的那些皱巴巴的衬衫和娃娃领的毛衣都不太适合出镜，于是当时教务处的徐玲老师就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衣服拿出来，一件儿一件儿让我试。周围的很多女老师也都纷纷伸出援手，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来，让我穿着出镜。徐老师的一件黑红条纹的外套，成为当时的主力，我穿着它录过好几期节目。

　　为了改变这种穿百家衣的状况，处里特别给我批了一笔制装费。钱虽然不多，但是我特别兴奋，然后又加上自己的一点积蓄，到百货大楼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一件当时认为最好看的衣服———一件蓝色的毛衣，准备漂漂亮亮地出现在屏幕上。

　　录像很顺利，可是做后期的时候我们都傻了，屏幕上空悬着我的一张脸，毛衣不见了。因为当时的演播室用的是200号标准蓝抠像，毛衣是蓝色的，抠像的时候就一并被抠走了，于是画面就变得很诡异。这件我斥巨资购置的衣服并不适合出镜，我很沮丧，价格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妈说，那件衣服值500斤麦子。我心疼那500斤麦子，更心疼老师们付出的劳动。

　　出镜面临的更大的困难是，镜头恐惧感。尽管学生时代，我参加过不少活动，获得过“五项全能”的第一名，之后还获得过聊城电视台主持人大赛的一等奖，但面对镜头、面对话筒的时候，依然会很紧张，越想表现好就越容易出错。

　　记得当时给物理系一个科研项目的宣传片配音，那个项目的名字叫“可控循迹光纤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讲，这一串字符，简直就是外语，录像前我就像背单词一样，把这个特定词组背了下来，但是录制的时候却是一到这儿嘴就瓢，一到这儿就出错。我越说不好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说不好。工作台上的李焕芹老师，不得不一遍一遍打点，一遍遍倒带，我好惭愧，但是李老师却用他一贯平静的声音说，“没事儿，再来一遍，别紧张”！每一次，他都这么说，不仅不着急甚至嘴角还带着他特有的微笑。

　　后来进了中央电视台工作，听同事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主持人有一天特别不在状态，一条很简单的内容，竟然连续录了十几遍，事后大家调侃他，叫他“路易十四”。笑话讲完，大家哄堂大笑，我却笑不出来，因为我在心里默数，“可控循迹”那一条我应该被叫作“路易十六”或者“路易十八”。

　　在台里工作几十年，“路易十四”的情形也遇到很多次，连续十几次反复打点反复倒带的确很让人着急，个别导演可能会忍不住发火，但每次我都安慰他们道，“没事儿，再来一遍，别紧张”！同时还给他们一个李氏微笑，即便灯光下的他们看不到导播间的我。有人说我优雅，其实我哪懂什么优雅，我只是知道微笑比愤怒更有力量罢了。

　　一个电视小白，从哪一天开始变得专业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周围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推动我提点我。

　　首先，马中祥老师调过来做电视台的负责人就给了我很大的底气。马老师是我中文系的学长，是个全才，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他没有不会的，文字功夫更不用说，有了他的加持，我心里特别踏实；

　　还有徐玲老师，每当我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心生沮丧的时候，她都鼓励我，“挺好的，下次会更好”；

　　曹桑老师是教我普通话的老师，她说，“当你站在台上的时候，要树立这样的信念，我要征服你们，征服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连同上帝在内”，这话成为我面对恐惧时的咒语，甚至直到今日，我还时常用这句话来鼓励那些面对镜头手足无措的嘉宾。

　　还有钟美兰老师，告诉我什么叫共鸣，“面对一朵花，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啊真香啊……”

　　还有王广新老师，记得有一次王老师带我出外景，拍同学们开学返校的情况：我说完导语，镜头慢慢拉开，然后摇到路上拎着大包小包返校的同学身上……这样的拍法放到今天都不过时。

　　还有冠文老师，还有教务处姚忠平老师、谢圣献老师等等，甚至校园里很多认识不认识的老师们，都给予了电视台高度的关注和支持。

　　我国最早的校园电视台是由清华大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创办的，而我们学校地处偏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了自己的电视台，可以说是领风气之先的。马老师文章的题目叫《校媒往事：电视，就在顶层》，客观地讲，我们学校的电视，的确在顶层。尽管当时从零起步困难重重，但是工作的热情、创新的激情碾压了一切。“1993$年，我校成立了电视台”，写进校史，只是寥寥数字，留在心里的却是一幅长卷；校园电视台，是我校发展史上璀璨的一页，也是我们个人人生历程中温暖的篇章。

　　感恩，感谢，祝福，我的老七楼！